医改要素考
编者按
医改的确千头万绪，但仍可归结在如何破解“以药补医”、如何创新体制机制、如何充分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等三大问题之中。其间，很重要的是医疗供给资源中的医生资源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功效。本刊2009年一篇封面报道就曾提出：医改的一大关节即在于“解放医生”。
多年来，决策层面与社会各方，都在寻求根本性解决医患冲突的通路，医改试验百花齐放，路径折冲反复。观其要点，不外为二：一为医，一为患。
本刊记者通过对“急诊科女超人”于莺、“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以及一批医生在医院内外真实经历的采访，注意到了当前医改中面临的两大难题：一是“医生自由执业”改革单兵突进，尚缺乏制度配套；二是“医保总额预付制”这一政策设计，似乎让医院出现推诿病人的现象。
当前医界现状之痛，不仅痛在患者身心，同样也痛在医生心头。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能完全依赖“医者仁心”和“蜡炬成灰泪始干”的道德奉献，更多的，需要在医疗资源的有效供给上，展现直面现实问题、创造未来的治理智慧。
“日瓦戈”在中国
《执业医师法》的存在，造成医生与医院谈判时处于弱势的一方。陈秋霖在调研过程中了解了这项规定的初衷---“就好像一只鸡不能临到生蛋的时候跑到别人家去。”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高海博 | 北京报道
谁这时没有房屋，就不必建筑。
---里尔克
1956年，在帕斯捷尔纳克那部著名的小说里，日瓦戈医生厌恶并希望远离政治，但终究被政治裹挟进去。50多年后，医院里的医生们正面临着日瓦戈式的困境，长期处在灰色地带的他们，带着难以言说的无奈。
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多数医生需要得到医院领导或者院方宣传处的同意，有的需要内容审核，有的则不让医生接受采访。
过度保护院方的权益
“你不知道那一次把我折磨得有多惨。”积水潭医院主治医师宁方刚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完这句话后，忍不住爆了句粗口。
宁方刚在新浪微博上的ID为“烧伤超人阿宝”，有12万粉丝，他习惯用这个账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对医疗事件的看法。
他口中的“那一次”，是从泰山医学院附属医院到积水潭医院办理执业医师迁移。由于办理迁移手续需要原单位的审批同意，宁方刚退掉花钱买的原单位福利房，还要用送礼、请客的方式融通“环节”。面对医院开出的一个个苛刻条件，宁方刚“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完成了这个迁移。
“中国现在的执业制度特别死板。”宁方刚说，“执业证书上写了你在积水潭医院上班，那么你就只能在积水潭医院行医，哪怕你去离积水潭医院100米的医院去做个手术，从理论上讲都是非法行医。”
宁方刚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上，竟不能自由地看病。”
还有变更执业地点时需要原单位的同意，这也是宁方刚述说把自己“折磨疯了”的一点。执业证书必须每年由单位送卫生部门进行注册。
“这个过程有时会很长，若拖到注册期之后，一年之内连个处方都开不了，有的甚至是两年，哪个年轻医生受得了两年的空白期？”宁方刚说。
《执业医师法》的一些规定，让医生处在与医院谈判时弱势的一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陈秋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执业医师法中规定，医生想要拿到合法的执业执照需要由所在机构申请。”
陈秋霖在调研过程中了解了这项规定的初衷---“就好像一只鸡不能临到生蛋的时候跑到别人家去。”
陈秋霖认为，更好的解决方式可以是将医生的执业资格与雇佣关系拆开，执业资格由第三方机构来认证，不再通过医院，“这样医生与医院都获得了选择的自由”。
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认为，应当尽快修改《执业医师法》。“取消对医生执业的限制，凡是有合法执业医师资格证书的医生，可以自主开办个体或合伙制诊所，这是优秀医生进入社区的一个先决条件。”朱恒鹏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被误解的“民粹”
宁方刚身上展示出的正是这种冲突：一方面，他想自由执业，另一方面，他又只能留在公立医院。
他说，他仔细读过朱恒鹏《医患冲突恶化的根源及解决对策》这篇文章，“朱老师的思路对一线医生是最有利的，如果能够自由执业，收入翻番不成问题，但是，这套方案是休克式疗法，我也怀疑在转换过程的阵痛期会不会把人‘痛死’。”
朱恒鹏的方案建议，建立门诊社区守门人制度，以此形成有效的分级诊疗制度；其次是公立医院改制和改革，建立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民营医院为主体、竞争充分的医院市场。
朱恒鹏称自己是一个经济学爱好者，经常会与一些人线下交流，场面往往是他作为唯一一个反对方与众人辩论。他常常举欧洲革命中“流氓无产者”的例子，试图说服那些将“自由市场”想得太过美好的“奥派弟兄们”。
在一次录制节目中，宁方刚见识到了他口中描述的现象。“节目里有个老专家就说，看病贵看病难需要政府掏钱解决，然后满场都是老头老太太哗哗的掌声。老太太自己还说每月就1000块钱，看不起病。”宁方刚说。
那次节目现场，让他觉得在许多人心目中，医疗应该是这样的：花几块钱，挂个最好的专家号，完全不用等待就见到医生，对方耐心细致地服务，不用什么检查，开十几块钱的药物，回家吃了就立马痊愈。
他也终于意识到，许多人对医疗现状的认识和整天在一线忙碌的医生相比，竟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宁方刚在那次节目里用一句话作了总结：你们全部的观点，我都不同意。
他认为，在一个体系稳定之后再向另一个体系转变的过程中，或许会在一个时空里出现一个无法令人接受的局面。方案的背后或许有益于民众，但单单上调问诊费用就会引来民意不满。
当本刊记者把这些疑问抛给朱恒鹏时，他说：“如果认为压制住医生的收费才会让老百姓看得上病，那恰恰是看病贵的根本原因之一。认为把挂号费限定在5块钱就能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了，这种说法带来的不但是老百姓看不起病，而且还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
朱恒鹏认为，“民粹”思想在不少媒体上的蔓延，实际上是误导了民众。医改如果存在阵痛的话，唯一的就是卫生部门的利益受到损失。
压低的收入与被分配的任务
2012年，由广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公布的劳动力市场工资指导价位表显示，按中位数排名，“西医医师”在所列举的473个职业与工种中，排名第201位。
一份由丁香园网站所作的2012~2013年度中国医生薪酬情况调查报告发布之后，已经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的于莺(网民“急诊女超人”)很快评论道：“请再统计一份灰色收入后的薪酬情况及没有药扣的医生比例。”
于莺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解释说，不拿回扣的医生不少，但这个制度下，太吃亏。医生理应是高收入，而且应该是明面儿上的高收入。
医生的劳动价值无法显示，但在“黑市”上，一个三甲医院的专家号甚至可以炒到1000元，北京市某三甲医院医生刘志华对《瞭望东方周刊》说，这就是市场给出的价值反映。
在刘志华的科室，每个医生都有医保限额，每个病人平均的保额不能超过3万元，每个病人被要求平均住院时间不超过15天。作为一名外科大夫，刘志华接触的病人大都需要长时间住院与高保额分配，超出预算成为经常性事件，这样的结果只能是扣奖金扣绩效工资。
“临床医生负担增大的同时，患者自费药品还要控制比率，不能超过15%~20%，那些危重病人怎么控制？这是把困难留给了医生。”刘志华说。
目前中国的医保付费方式为“总额预付制”。在医院层面上实施“总额预付制”，等于把一个大的风险池分级为一个个小风险池，每个小风险池对应着一个医院，让医院来承担医疗费用波动的风险。因此，推诿危重和高费用病人就成为总额预付制的一个自然特征，《中国青年报》曾经报道多地医院拒收医保病人，其背后的原因就有医保费用的支付方式。
现在的情况是，医院又把医保资金定额分解到每个科室，科室再把额度分解到医生，风险池越来越小，医保的风险分散功能越来越弱，事实上等于把风险转嫁给医生承担。
朱恒鹏调研的结果表明，最近十多年来，基于规避医疗风险和医患纠纷的考量，医院推诿病人现象已不是个例，但是为何没有因此带来患者的很大不满？原因就在于医院和医生的推诿相当策略，使患者不易察觉。
刘志华至今还记得，在医学院读书时，他誊写在笔记本上的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维护医术的圣洁与尊严。
“现在的医生就是这么分裂地生活在中间地带。”刘志华说。
灰色的中间地带
在医院，刘志华常会困惑：为什么医保资金结余7674亿元，却不补贴给医生？为什么要给患者提供这样高的医疗保障？国家资金承担不起，为什么要通过压缩医生的劳动价值？
“政府给病人是一个免费修航母的承诺，给医生是一个修自行车的钱。”刘志华说。
有一次，刘志华接到一个危重病人，到医院时已经处于肾衰竭的状态。孩子母亲说：孩子是什么情况我都明白，即便是卖房子也要把钱凑齐，如果孩子救不活，我这辈子就没活着的意义了。
压力可想而知，刘志华那半个月几乎住在医院里。当孩子从重症监护室转移到普通病房，母子俩抱头痛哭时，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这种感觉用钱是买不到的，你可以说是医学院的洗脑，但是，很爽。”
享受治病救人、掌握生死的同时，刘志华也不得不在处方与检查上远离他心中的理想主义情结，妥协与挣扎在所难免。
“如果一看病患很穷，那我就会开一些价格偏低的药，可能副作用会稍强，也可能只是产品的第一代；如果一看是个土豪，那我可能会在必备药品的基础上，开一些辅助性用药，产品也会新一点。这里面虽然有弹性但是没有多大，更何况这些处方也是要检查的。”
陈秋霖向本刊记者证实了这个说法，每年有大部分的毕业生都会到医保部门去核实处方，检查率可达到30%。
“现在医生还有点收入，一上午门诊多看四五十个病人，拿点挂号费的提成，是挺没出息，但是有这点刺激，医生还可以继续做，要不然真没法活。”刘志华接着说起儿科医生，“全国现在注册儿科医生6万人，缺口有将近20万。医院收入来源于药品，小儿用药少，只有大人的十分之一，奖金低，儿科医生不挣钱。再加上儿科属于哑科，误诊率高，暴力事件多发，儿科医生流失很快。”
儿科医生的写照如同是中国医生的一个缩影，而在电影《北京遇上西雅图》里，吴秀波饰演的北京阜外医院医生对西雅图华人医生说的那句“我一天看的病人比你一周看的还多”，也成为一个真实的注脚。
参差不齐的私立医院
协和医学博士冯唐在他的给“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写的信中，这样描述中国的医院：“和过去相比，大夫的挂号费涨了点，还是在一本时尚杂志的价格上下，一上午还是要看几十个病人，还是要忍尿忍屎忍饿忍饥，每个病人还是只能给几分钟的问诊时间。大医院继续像战时医院或者灾后医院，从黑夜到白天，大医院到处是病人和陪病人来的家属，目光所及都是临时病床和支起的吊瓶。”
现在的身份是华润医疗CEO的冯唐，正在试图收购公立医院，通过更加有效的管理来改变这一局面。
私立医院北京和睦家医院以高收费著称，陈秋霖将其形容为五星级酒店式的医疗服务机构，从医院门卫配戴白色迎宾手套这个简单的细节，就可以看出它的与众不同。
“有人认为花十几块钱排两天能看到一个专家号很好，同样也有人会认为花几百块诊费不用消耗时间很好，每个人的观念是不同的。对不少人来讲，时间也是价值。”和睦家医院院长盘仲莹对《瞭望东方周刊》记者说，“在和睦家，医生没有利益指标与压力，可以做一个纯粹的医生。”
在北京大学一个民营医院院长培训班上，谈到民营医院做无痛人流广告与合理避孕的普及问题时，有的民营医院院长直率地说：宣传避孕信息对于院方得不到任何好处，而做无痛人流广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和睦家不会做这样的广告，这不是我们的‘道’，也不符合我们的价值观。对于一个心脏介入手术，和睦家最先考虑的不是手术怎么做，而是需不需要做，有没有其他的治疗方式。”盘仲莹说。
价值观的构建需要给医生合理的收入，足够体面的生活，执业的荣誉感与安全感，还有对于非主观过失的宽容。
曲家铭是一位从北京某三甲医院进入到和睦家医院的医生。她形容说，公立医院像个大超市，在升任高级职称后，6年时间里门诊费用都是14元，一天的门诊需要看六七十个病人，而在和睦家，预约制的门诊机制下，只需要看六七个病人。
当本刊记者向曲医生询问诊费时，一直陪同本刊记者采访的和睦家市场部工作人员小心地中止了这个话题，他们认为这样对比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和睦家的收费标准与公立医院的标准完全是两个体系”。据在这里看过病的人讲，和睦家医院的诊金是由病情难易、问诊时间多少来决定的，每次诊金几百元不等。
不难发现，价格永远挑弄着众人的神经。
宁方刚几次与私立医院接触的经历并不美好，“你都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不管病人死活，简直就是明抢。”他甚至说，“资本从来都是嫌贫爱富的，也许通过有效的市场竞争可以解决，但现在还没有。”
一些“莆田系”的骗子医院让民营医院的声誉蒙上了灰尘，陈秋霖担忧的是：大量社会资本注入健康服务业，会形成新的泡沫。“过多的PE(私募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的投入意味着快速回报的强调，这与医疗业长期投入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此外，陈秋霖也注意到许多药企在收购医院，包括金陵药业与华润制药，在医药分离这样的共识下，“药企买医院”成了中国医疗市场的一个特色。朱恒鹏也认为这种现象长期来看是不正常的，但是作为改革过程中的某种过渡，是可以接受的。
新丁
距离北京980公里的吉林大学医学院学生李月似乎与这场争论无关。今年夏天，她就要到复旦中山医院接受研究生教育，对于医生的“自由执业”与医保配额她并不关心，她反问本刊记者，“你知道今年发生了多少起杀医伤医事件吗？”
李月说，在医院超声科实习的时候，三台机器一块做检查，一天要做500多个心电图，就这样，还有患者家属说，你们天天都干啥了！当本刊记者指出红包与灰色收入的时候，李月觉得这也是她不愿与这个行业之外的人交谈的原因，“大概隔行如隔山吧。”
“我们都想做个好医生。”李月说，好医生的定义就是治病救人，为患者着想。她说，“我们的老师们也是这么做的---起码在我们看来是。”
据相关媒体报道，2010年，全国医闹事件共有17243起，比5年前多了近7000起。2013年前8个月伤医事件共有2240起，比2012年全年的1865起多20%。
等待李月的，还有3年研究生与3年住院医师培训，这6年之后，究竟是一个轮回还是一次新生？
(文中李月、刘志华、曲家铭为化名)
急诊科外的“女超人”
她的朋友中国社科院教授朱恒鹏对她说“于莺，你一定要成功，要不然中国医改就没有希望了。”她觉得好玩；办诊所转了一圈发现诸多潜规则时，她也觉得好玩
《瞭望东方周刊》特约撰稿高海博 | 北京报道
在接到《瞭望东方周刊》的约访之后，于莺最先在微信上用语音和本刊记者说：“我要说什么？我觉得这东西没什么好说的。”
从北京协和医院辞职前后，在微博上有着二百多万粉丝的“急诊科女超人”于莺接受了数不清的采访，最多的时候一天甚至有5个，以至于都忘记了很多关于她的专访。当本刊记者提起某档访谈节目时，于莺说：“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从2013年10月份到台湾培训学习开始，于莺就很少抛头露面了，用她自己的话说，“得做事了。”
辞职近一年，这位可能是中国网络上最有名气的医生做了什么？
你知道什么是规划吗
于莺最开始做的事，就是开诊所。
在刚刚过去的全国两会上，有记者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方来英关于个人开办诊所的事情，方来英表示：北京对社会办医是开放的，并且是有成果的。
于莺告诉本刊记者：“是啊，方来英说得很对啊，是开放啊，但是走一圈下来，你就不这么看了。”这“一圈”，于莺按照要求，选址，审批。选址有几个要点，居民楼不行，紧邻幼儿园学校不行，违章建筑不行，与其他医院诊所挨着不行，相关利害关系人反对不行
在“不行”之后，终于找到了行的。拿到卫生局审批，得到的回复是：“东北三环的诊所密度已经够了，没有规划。”
“所谓规划，是缺少科学依据的。”于莺说，在卫生局审批的过程中，于莺既没法通过网络来查询其他诊所的区域位置，也没法具体了解“规划”的模样，只能选好地点去试。
规定上写着“同类别的诊所不能重复”，但像于莺要开的个人诊所和“和睦家”这种私营医院到底是不是同一类别，没有答案。
通州的一位卫生局长曾经给于莺寻摸到一个地方，但局长自己也承认，小区内入住率不高，盈利很难。可四处碰壁的于莺已经很感谢有这样的局长了，“政府服务做到这一地步也行啊。”于莺有些无奈。
在一家广播电台做节目，于莺问一位卫计委的司长在北京开个诊所为什么这么难 ，司长的答复是：“按照规划来说，不会卡你的。”于莺表示只能自己努力。但转头会想，你知道什么是规划吗？
“有些人就跟不食人间烟火一样。”于莺对本刊记者说，听这话的时候，好气又好笑。
当华夏医界网发出方来英表态的微博时，于莺看到之后很快转发，并送出一个“挖鼻孔”的表情。
现在，于莺只能把开诊所的事情缓一缓，曲线救国，找一家私营医院合作，先把临床做起来，她觉得离开一线太久了。
医生的动力在哪里
在台湾期间，于莺了解到一个普通的诊所医生月收入折合人民币可以达到13万元。他们的诊所大多开在一个小区里，楼上是住房，下面是门诊。
这样一个诊所里的医生完全可以处理简单疾病、突发急症、健康预防、hpv疫苗、儿童保健甚至是戒烟，如果有严重疾病可以转到大型医院治疗。于莺觉得这种信任的建立是持久的，“这个医生可能会看着一个孩子长大成人”，在这样的关系里，医患矛盾是不多的。
同样在美国，更多人选择离家近的诊所治疗，一方面是因为医疗保险，另一方面则是美国医生的业务水平是经过标准化打磨，医生水平相差不多，接受的培训与要求相似，医疗水平相差不太多。
在国内，事情不一样了。
于莺举了个现实例子：她的女儿看牙，矫形器费用是6000元，挂号费3元。医生明面上能拿到的只有3元，包括矫形器制模、一份详细的使用与保健说明，这些手艺与知识的价值是3元人民币。剩下的则是矫形器的器械收入。医生的投入与产出比完全不对等，劳动力低得一塌糊涂，在这种情况下，医生的动力在哪里？
“中国医疗费用并不贵，但是里面的构成比很惊人，为什么不能把那些回扣摆明，合理增加医生的收入呢？”于莺反问。
虽然不拿回扣的医生不少，但在现有体制下他们处在明显的弱势。时间长了遭受排挤不说，更重要的是生活确实不如别人好。这就导致没拿的医生委屈，拿了的也委屈，因为医生的诊疗价值本该值那么多钱。
单举一个挂号费的例子，中国的三甲医院不到10元，香港需要100元人民币，而在美国则需要120美元左右。
“沟通只是手段不是方案”
在全国两会结束之后，于莺陪着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参加一个协和医生的饭局。饭局中间，她以一个体制外的人看她的前同事，感觉“很可怕”。
谈起当前的医患关系，于莺的前同事们都很激动，他们遇到患者吵闹的情况，做法是“不和他吵架，出门告诉其他患者，这个病人耽误你们问诊了”。同事们认为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于莺不这么看，“沟通是很好的手段，能够缓和矛盾。”
但沟通也不是方案，方案的规划与制定来自上层。
“医院管理者是为上面负责，没大必要为患者的感受服务。”于莺对医院管理诟病已久，医院没有对医护人员提供更多更好的保护，也没有为患者带来更多更好的服务，整个医院没有什么大动力。于莺在协和医院的时候经常会领患者到某个诊室，因为医院的标识不太清楚。她曾经在半夜两点和刺头家属聊天，让家属心理战线崩溃，听从医生安排。但是不能保证，每个医生都有这样的耐心与沟通能力。
美国梅奥诊所所有医护人员看到通道里的病人都会主动提供帮助，原因不过是经济刺激下的服务意识。
而中国的医生不会因为多看病人就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在同样经历过初期高强度的临床实践之后，美国医生可以得到一份很好的收入，而中国医生则需要成为一个科主任才会得到根本利益，一个好医生与一个科主任的不同路径，也造成了这种差异的出现。
“晴雯出去了，不伺候你们了”
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的于莺承认，会有些“协和气质”在里面。于莺高考那一年协和只招30人，分数线远远超过北大清华，她也会感慨，“现在毕业生一届不如一届”。除了那份热爱之外，还缺乏对于业务的高要求。
于莺那一届，仍在协和医院的只有两个女生，她辞职之后只剩一个。她的那位同学现在还没有结婚，于莺在32岁才生孩子。
医生需要不断的积累，对于常见病种的见识在最开始的几年会不断接触，通过连续的关注与投入才能在临床上获得更多的诊疗经验。但是于莺发现，二十多岁的年轻医生就着急要孩子，这样业务上肯定会受影响。
“皇帝如果通告大观园可以自由通婚，最不愿意的是贾母们，失去了联姻的政治地位。然后就是那些王子小姐们，因为他们大多数没有独立生活能力，但是像晴雯肯定就出去了，不伺候你们了。”于莺用一个“不太贴切”的例子来表达医生自由执业的问题。
于莺把自己比作晴雯，特立独行，追求自由。一部分医生可能已经习惯了制度惰性。在三甲医院扩张的同时，基层医院的一些医生被制度“包养”了，他们乐得旱涝保收，不再钻研业务精进技术，病人越少越高兴。
在公立医疗体制下，不少人到了教授级别之后，不愿再申请课题，也不愿再写业务文章，不愿多出门诊，不愿多上手术。甚至学生也不带，埋头于出去院外会诊、开飞刀，以此获取更大收入。
可一旦把这些人的事业编制去掉，其中的很多人就会重新掂量掂量了。事业编制就像是《无极》里刘烨的黑袍，是约束又有好处，让人欲罢不能。由于国有事业身份比企业身份要高，公立医院医生的退休金远超民营医院医生。
当本刊记者向于莺转述钟南山院士在两会上提到的医护淘汰制时，于莺的回应相当直接：事业编制的情况下，谁有随便开除员工的权力？她对钟南山在两会上关于医改的言论多有批评，“大多是空话，没有什么技术上的建设。”
“有钱也可以美好啊”
1993年，于莺觉得母亲让她报考上海财经大学“铜臭味”太重；2013年，于莺打算开一家商业性质的个人诊所。
二十年时间足可以改变一个人。
在台湾3个月学费花了十几万，于莺在协和十年的积蓄眼看就快没了，于是决定试水淘宝店，有收入养活女儿的同时还能有一些商业上的探索实践。
商业测算、流量转化、岗位职责、雇员管理，谈起淘宝店，从于莺口中说出的都是这样的词汇，一个常年在临床打拼的医生不得不事无巨细。
于莺的淘宝店完全是一个小型公司，所有的管理、财务、物流经验都可以移植到她打算开的诊所上。她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次她在微博贴自己的淘宝广告时，评论里总有人骂，“钱”在中国人眼里仍然是一个很敏感的字眼。
于莺试着脱敏，但是在和私立医院谈合作分成的时候还是会说“你们定，你们定，反正我有淘宝店。”
窗户纸虽还没有捅掉，但是于莺的想法已经改变了，“没钱可以美好，有钱也可以美好啊。”
“现在骂的人少了，可能都被我拉黑了吧。”于莺笑着说。
于莺不喜欢神圣化医生，那样做会让医生处于不义，身处道德囹圄，“人都是有七情六欲的，都有不同侧面。”这也是她不太喜欢国产医疗剧的原因，“《心术》那个比较假，不真实”。在医院呆久了，会觉得没那么完美。
于莺在一段正经回答之后，立刻打趣道，“六六可千万别知道，她的粉丝群惹不起。”
淘宝店的生意维持得很好，于莺一周只需要一天时间来对账，其他时间她要联系医院，参与公益活动，跟互联网公司讨论医疗app的开发，这些在协和是没法实现的。
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于莺多次说到“好玩”这两个字。
她的朋友、中国社科院教授朱恒鹏对她说：“于莺，你一定要成功，要不然中国医改就没有希望了。”她觉得好玩；办诊所转了一圈发现诸多潜规则时，她也觉得好玩。
“好玩”成了于莺与体制摩擦之间的润滑剂，采访最后，“女超人”于莺说，“道路漫长，要有信心。”说的是她的诊所，也是中国的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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