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由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评审，今年起将由学校自主评聘。这是浙江教育厅最新作出的一项决定。根据浙江新出台的意见，高校可结合自身发展需要，自主制订分类评审标准，自主组建评审组织，自主颁发任期专业技术职务证书。
放权自然是可喜的进步，但就此说，高校在教育自主性上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则又有些过于乐观。因为，教育自主权要想真正实现，必须厘清两重边界：一是，外在权力对高校的干预最小化；二是，内在权力对高校的干预也必须最小化。
现在，教育厅将评审职称的权力下放，这是一个改变，但这种下放是否意味着权力的完全下放，还有待观察。首先，评审的规则是否由高校自己确定？教育厅是否还有一个指导性的标准？如果规则依然是教育厅粗线条的规定，并且是硬杠杠，那么高校即便有了所谓的评聘自主权，其角色依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执行者。
其次，评审的结果是否由教育厅最后说了算？评审的名单交由教育厅备案无可厚非，这是一种必要的人才管理。但是，如果教育厅在备案的过程中，具有改变最终结果的直接权力，可以轻易否定高校的评审结果——这种权力上的决定关系，显然会让高校的评审权有所残缺。即使高校可以决定一部分人的职称评定，这依然是不确定的。当一项权力不确定时，问题也就可能随时发生。
当然，强调第一重边界，并不意味着权力完全下放就可以解决问题。在中国，很多好的政策，都可能在执行中“南橘北枳”。比如，自主招生，明明是教育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教育发展的一个潮流，可是在现实执行中却成为很多人走捷径的一个路径。因此，对评审权的下放也该同样警惕。如果在评审时教育厅的权力减少了，但高校的权力提升了，从权力与权利的关系看，所谓的办学自主权还将无法落地。毕竟，所谓自主权，是指教授治校，而不是权力治校。
这就需要在内部评审时做两个改进。一是，组建人员结构合理的评审委员会，将评审权力交给教授、教师。如果教授和教师不能具有充分的话语权，评价的主导权在行政领导手中，甚至是一言堂，则所谓的自治权就是领导的权力；二是，评聘的信息必须做到公开透明，让所有结果都经得起师生的考验。必须建立必要的外部监督，让评聘的标准和相关材料都能够晒出来。
评聘权力的下放是一种进步，对其质疑并不是怀疑其进步性，而是期待这种进步可以在实际的操作中更清晰地体现出来。其实，关于教育改革的方向并不模糊，关于教育改革的共识也基本达成，问题就在于，我们是否在正确的道路上忠实而执着地前行。如果道路已经在那里，却一直停滞不前，则改革还是不能前进。(相关报道见4月1日《中国青年报》)特约评论员李劭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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