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驻韩国特派记者 莽九晨 环球时报驻日本特约记者 蒋丰】编者的话：日本总务省4月12日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0月1日，日本全国总人口为1.2435亿，连续13年减少。其中75岁以上人口超过2007万，占总人口的16.1%，比例为历年来最高。而14岁以下人口占比为11.4%，创最低纪录。在有着类似问题的韩国，医学院扩招改革导致的医生“罢工潮”还没结束，公交车工会上个月又闹起罢工。韩媒分析认为，频繁出现罢工活动反映出老龄化和少子化问题使得民众对该国经济发展预期较为悲观。在此背景下，日韩两国都在想方设法吸引外籍劳动力。“全球劳动力市场调查”栏目今天将就日韩劳动力市场情况、两国如何吸引外籍劳工，以及单一民族色彩浓厚的社会向多元文化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展开调查。
“如果不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日本社会将越来越难以维持运转”
“严重的年轻人不足……高龄者和外国人成为日本制造业的主战斗力。”日本《现代商业》杂志这样报道称。数据显示，日本劳动年龄人口自1995年达到峰值后一直在萎缩。有研究显示，预计到2040年，日本适龄劳动人口将比2020年减少20%，减至5980万，届时日本可能会面临超过1100万的劳动力缺口。随之而来的是日本对外国劳动力的高度依赖。报道称，随着中美之间竞争加剧，海外制造企业被要求回流本国，如此大的变化将使日本确保人才数量的难度进一步增加。
日本厚生劳动省今年1月的数据显示，在日本工作的外籍劳工去年10月达到历史最多的近205万人，其中装配流水线、建筑业、农业等行业的招聘人数显著增加。今年2月，日本人力资源公司Human Holdings的调查显示，43.5%的日企目前有外籍员工，今后仍有意愿雇用外国人才或应届留学生的企业比例超过五成。“日本网”刊文称：“由于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趋势，日本年轻人口持续减少，如果不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日本社会将越来越难以维持运转。”
面对劳动力不足的顽疾，日本政府近年来不断出台新政策引进外籍劳工。2009年修正的《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正式承认技能实习生为劳动者。但由于技能实习制度长期存在实习生长时间劳动、企业拖欠工资、压迫工人等“侵犯人权”的问题，日本政府上个月决定修改该制度，创建新制度“育成就劳”。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现行技能实习制度原则上不允许实习生在3年内主动换工作，而新制度将允许实习生在工作1至2年后，在具备一定日语能力的情况下，在同行业内转职。
此外，日本政府2019年4月启动“特定技能制度”。这类签证面向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和日语能力的外国人。目前，制造业、护理、建筑等12个领域的劳动者有资格获得此类签证。截至去年11月，以特定技能资格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约有20多万人。最初日本政府为特定技能制度设定了34.5万人的上限。不过，据《日本经济新闻》今年3月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该制度上限提高至当前的两倍多，达到80万人。此外，还提出了在原本12个领域的基础上追加汽车运输、铁路运输、林业和木材业的方案。这是该制度实施以来首次追加领域，如果得以实现，日本将对额外数万名外籍劳工打开大门。
当前，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达到历史最多。日本出入境管理部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约有341万外国人在日生活，这比2022年增加了33万多人，是自有统计以来的最高值。从国籍来看，来自中国的最多，从越南、缅甸、印尼等国来日居住的人数大幅增加；从在留资格分类来看，以技能实习和特定技能等获得在留资格的人数显著增加。
虽然赴日外籍劳工人数在增加，但日本在收入方面的吸引力有所下降。日本外国人才中介公司OHAYO首席执行官、来自越南的陈玉情（音译）表示，尤其很多来日本时间不长、尚未熟悉的技能实习生，都由于日元贬值而未能如愿赚到钱，打算回国。以拿最低工资的实习生为例，除去房租和伙食费后，很多人手头每月只剩4至6万日元（1万日元约合465.8元人民币）。而技能实习生还大都要向家人汇款或偿还借款，货币贬值使得在日本工作似乎不再是“高薪之选”。
不过，高收入并非外国人赴日工作的唯一理由。日本出入境管理部门2022年的民调显示，外国人赴日工作排在前列的理由分别是“提升技能和职业素养”（19.3%）、“喜欢日本”（18.0%）、“学习”（17.1%）和“为了赚钱和给家人汇款”（15.6%）。日生基础研究所研究员铃木智也认为，上述数据反映出日本对外国劳动力具备三大吸引力——先进技术与服务、软实力、高收入。铃木智也建议：“日本要想维持高收入的优势地位，提高生产效率很重要。日本还应战略性地推进娱乐等创意产业发展，形成日本品牌。”
超三成在韩外籍劳工都是临时工或短工
韩国面临和日本类似的问题。据《韩国时报》1月报道，预计2024年韩国外籍劳工人数将首次超过100万。韩国统计厅去年年底的数据显示，在韩外籍劳工人数达到创纪录的92.3万。按国籍来看，中国国籍劳工比例最高，其次为越南籍，所有亚裔外籍劳工占比超过90%。按产业分类来看，矿业、制造业的外籍劳工（44.6%）最多，其次是批发零售和住宿餐饮（18.4%）。
据韩联社今年1月报道，为缓解制造业企业人力短缺的问题，韩国政府今年将引入16.5万名外籍劳工，创历史最高水平。与此同时，允许引进外劳的行业以及对韩劳务输出国等相关方案也已确定。从行业来看，韩国雇佣许可制（E-9签证）持有者此前只能够在农业、渔业、制造业、建筑业等行业工作，该签证原本是为希望从事体力劳动或非专业劳动的移民工人发放的。但今年外籍劳工可以工作的企业范围也将扩大到餐饮业、林业、矿业等。从对韩劳务输出国来看，自2015年以来，菲律宾、蒙古国、斯里兰卡、越南、泰国、乌兹别克斯坦等16个国家根据雇佣许可制向韩国派遣了劳务，而时隔8年，韩政府决定把塔吉克斯坦也纳入该名单。
与日本失去高薪优势相比，相关数据却显示，韩国因外籍劳工太抢手出现“工资逆转”现象，即外籍劳工收入超过本国劳工的收入。据韩国《朝鲜日报》报道，2023年持有E-9签证的在韩外籍劳工人均劳务成本每月约为264.7万韩元（1万韩元约合52.7元人民币），达到本国工人收入的94.8%。由于许多企业还会为外籍劳工提供额外住宿费用，并且外籍劳工工作时间通常比本国工人长，实际上外籍劳工的收入往往高于本国工人。
然而，这看似乐观的数据背后是外籍劳工和雇主之间的矛盾。一方面，韩国企业联合会针对615家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对韩国受访企业主来说，目前最紧迫的外国劳动力问题是如何加强对“工作不够努力”的外籍劳工的制裁。一些韩国企业认为外国工人的生产力不如韩国工人，却还因为要给他们提供住宿和餐饮补贴，劳务成本更高，所以呼吁实行两个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但这种做法被认为违反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公约。而另一方面，外籍劳工则控诉现行制度下对他们各种形式的歧视。
韩国移民研究和培训中心副研究员崔雪莉（音译）分析称：“对外国人的歧视性待遇还会影响韩国本国工人的工资，因为公司会倾向于雇用低薪外国人。”此外，有些国家和劳工愿意携家带口出国，薪水高低对他们来说有更直接的影响。崔雪莉举例说：“我遇到的一位外国工人带着妻子去韩国，他们在韩国生下孩子。但现在他考虑带家人回国，因为他的工资无法负担3个人在韩国的开销。”
“移民工人在韩国已经被视为廉价的一次性用品。我们被迫从事艰苦的劳动，未经雇主许可，我们没有权力离开工作场所。”韩国移民工会主席、尼泊尔人乌达亚·拉伊批评道。《纽约时报》报道称，韩国需要外籍劳工，但没能为他们提供保护，他们经常面临“雇主的掠夺、不人道的工作条件和其他虐待”。
数据显示，在韩国有约43万外籍人士签证逾期，无法工作。与此同时，拖欠工资也是韩国劳动市场的主要问题之一。据《东亚日报》报道，2023年韩国拖欠工资总额达1.7万亿韩元，波及超30万名就业者。“他们从没按时或全额付款给我。”孟加拉国籍工人阿齐兹抱怨道。他在韩国一家小型纺织厂工作，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2小时，月薪约为2350美元（约合323万韩元）。
从整体来看，韩国统计厅的数据显示，韩国外籍劳工月平均工资为200万至300万韩元的占比最高，为50.6%；月收入300万韩元以上的占35.8%。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韩国外籍劳工中，有33.2%都是临时工或短工。与此同时，外籍劳工大都流向低熟练岗位的趋势也很明显。韩国汉城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朴英凡表示：“低熟练工作岗位持续有外籍劳工流入，但半导体和人工智能、机器人、航空航天等领域的高熟练工作岗位持续空缺。未来应朝着高熟练度、专业性强的外籍劳工移民方向调整政策。”
单一民族色彩浓厚，日韩面对与外国人共生的“阵痛”
《韩国先驱报》去年年底报道称，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报告，韩国将在2024年成为一个多种族国家，因为外国居民的占比将达到5.1％。国际移民组织总干事艾米·波普接受采访时表示：“接受移民将成为韩国未来的一部分。”她强调，应该重塑有关移民的叙述，将他们描绘成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不仅仅是满足劳动需求。
据《纽约时报》报道，在韩外籍劳工表示，他们经常遭遇种族主义或仇外态度。“韩国人会根据肤色区别对待，”在韩国工作的孟加拉国纺织工人阿西斯说，“在拥挤的公交车上，他们宁愿站着，也不愿坐在我旁边的空位上。我常问自己：‘我身上有味道吗？’”
“接纳外国人，日本社会真能改变吗？”日本国际交流中心执行理事毛受敏浩2020年在“日本网”撰文称，日本社会一向被视为单一民族色彩浓厚的社会，不习惯与外国人交流的日本人如何转变认识是个重要课题。虽然雇用外国劳动力对企业而言有很多好处，但不少企业也担心和外国人存在沟通障碍，或外国人难以适应日本职场的规则和习俗。从单一民族逐渐走向多元文化的日本社会，面临着与外国人共生的“阵痛”。
越南人阮光芬在日本建筑工地工作，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在广岛县的最初几年，体重掉了不少，一方面是因为没有吃饱饭，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心理压力。因为没能理解日本同事的指示，他的头盔被人用铁锤砸过，还被人扔过铁锹。
2016年，日本通过了《仇恨言论对策法》，其中明确写入“不允许”此类行为，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完善咨询体系，充实教育启蒙活动。而在韩国，自2006年以来，国民议会共收到11份反歧视相关法案草案，但始终未能通过全面的反歧视措施。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性别和家庭暴力预防中心研究员赵惠英（音译）分析认为，国内政治对各类不平等状况的加剧、缺乏包容性政策等原因导致在韩国很难构建“反歧视结构”，这使得韩国在解决平等、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等问题上难以取得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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