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金秋
在有超过70部电影激烈竞逐的2024元旦档和春节档，青年新锐导演董润年的职场讽刺喜剧《年会不能停！》率先杀出，成为第一部票房口碑兼具的“黑马”。编剧出身的导演董润年，凭借其扎实的叙事功底、差异化的职场题材聚焦，以及真实有效的喜剧统合技巧，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近年中国喜剧电影相对浮躁、悬浮的“IP跨界衍生”困境，不仅用讽刺手法提升了中国商业类型喜剧的叙事内涵，还彰显出青年新锐导演敢于触碰当下社会现实，以及与时代精神、观众情绪同频共振的“先锋”气息。
编剧型导演的叙事优势
董润年是近年涌现的“中国电影新力量”中的重要一员。编剧出身的他深耕电影、电视剧创作10余年，积累了相对扎实的类型电影剧作功底。他转行导演之后的第一部爱情电影《被光抓走的人》，就以“寓言体轻科幻”的叙事创新获得了业界好评。在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中，他继续展现出卓然不同的叙事能力。
伴随着老一代喜剧导演与互联网一代年轻观众之间代沟的持续加大，近年能够获得一定热度的中国喜剧电影多为知名喜剧演员或喜剧品牌IP的跨界衍生产品。虽然这类电影能够比较精准地把握和切中年轻观众的“笑点”，但普遍缺乏基本的电影叙事逻辑。没有经过科班电影剧作训练的跨界导演们，普遍依靠“段子拼贴”或“笑料堆积”推进叙事，有时甚至为保“笑料”不惜抛却基本的叙事逻辑，故而这些“互联网+”式喜剧经常被观众和评论家批评为肤浅、悬浮。如果从《年会不能停！》这部电影的名称、表层影像符号和中国各派喜剧人“群英荟萃”等初级印象而言，它颇似又一部充满互联网气质的笑料拼贴式喜剧。因为此片不但以擅长堆积互联网段子的大鹏作为男主角，还同时汇聚了白客、王迅、孙艺洲、李乃文、童漠男、“肉食动物”、宋木子、李飞等分属不同喜剧流派并在互联网上具有一定热度的喜剧人。
但此片在上映之后能够获得较高口碑，却不是仅凭笑料堆积完成的。从叙事维度观察，可以发现此片并不是各类喜剧人或喜剧物料的简单拼贴，而是一部在剧作上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并且戏剧冲突、角色性格设计相对合理的“结构喜剧”。所谓“结构喜剧”是文艺创作中的传统手法，一般通过整体的结构设计形成喜剧效果，喜剧中的搞笑元素需按照特定的结构设计，编织在故事发展的不同阶段，误会、巧合、错置是其最常见的结构技巧。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钦差大臣》、中国传统相声《连升三级》，以及中国电影《假如我是真的》等，都是将观众安置在“上帝视角”，观看“陌生人”闯入“特定体制”的“错置结构”叙事，各种“反差”式喜剧效果都源自预先设计好的“错置结构”。
董润年经过多番打磨，最终也选用了相对传统的“陌生人闯入”这一看似陈旧但并不老套的“错置结构”，将风格各异的喜剧人编织在了一个相对规整、可信的错位故事之中。通过“一个大企业最底层的标准件厂钳工被误调到集团总部人力资源管理岗位”的结构设计，《年会不能停！》在预设观众为“全知视角”的前提下，通过人物错置后的“陌生人视角”，以及他各种阴差阳错的行为反而在大厂“科层制”中逆袭等设计，重新为观众展示了他们原本熟悉但却并未真正审视过的“大厂体制”。这一设计不但最大程度地规避了笑料拼贴和叙事悬浮危机，还有效提升了电影的叙事质感，展示出导演扎实的电影剧作功底。
商业类型喜剧的“先锋”气息
《年会不能停！》在上映之后不仅迅速成为豆瓣平台“近五年最高分喜剧”，围绕影片台词甚至还形成了新的“互联网黑话”：“董润年对齐了龙标颗粒度，打通了职场底层逻辑，在嬉笑怒骂之中完成了类型片的精准把控，形成一闹二笑三口号的形式组合拳，直击打工人的情绪痛点，最终打磨成耐人寻味的时代影像闭环。”导演在这部贺岁档喜剧中不仅讽刺了所谓的“职场官僚主义”，还展示出他试图触碰中国当下经济社会企业权力机制，并对其“结构性暴力”进行切近性揭露和批判的勇气。
以大型企业集团为主体权力结构的企业机制，一方面代表着经济高速发展的“现代化”甚至“后现代化”社会的到来，另一方面也将身处其中的人类带入了一个大卫・理斯曼《孤独的人群》中所描述的“他人引导”型社会。生活在这类社会中的人是一种“组织化的人”在这一制度中，“无论你有没有做好你的本职工作，甚至是你做好了应该做的事，都会感到经常焦虑，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尽管董润年反复强调影片中的“职场黑话”只是“一种巧合”，但《年会不能停！》所聚焦的职场，正是源自各大互联网资本集团并导致当代年轻人普遍焦虑的“科层制”大厂制度。大鹏所饰演的胡建林因为集团中层“卖官鬻爵”被误调总部成为人力资源管理专员，这一看似巧合实际用意深远的叙事设计，将“大厂制度”等级森严、量化管理、逐层压榨的“结构性暴力”进行了淋漓尽致地揭露。
更为难得的是，影片在揭露大厂“结构性暴力”的同时还对其进行了讽刺。喜剧的深层内核是“悲剧”，但喜剧呈现或消解悲剧的最佳方式一直是讽刺。讽刺有自嘲也有他嘲，讽刺程度有深也有浅，并且不同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对讽刺的包容度也各不相同。由于当下观众对讽刺的容忍度不尽一致，导致讽刺喜剧的“深刻性”问题，尤其“发笑”和“发省”的平衡问题，一直是摆在喜剧导演面前的最大难题。近年深囿于资本逻辑的中国喜剧导演，很少敢于直接“讽刺”社会现实议题。但《年会不能停！》却通过近5年的实地采访，将当代职场打工人对大型企业管理制度的“槽点”进行了搜集和提炼。在“逆袭”式“错置叙事”的基础上，添加新鲜且辛辣的“互联网黑话”，将喜剧“挑衅”观众、企业制度，甚至是社会运行机制的“度”把控在了一个相对合理的范围内。董润年在有效完成商业类型喜剧笑料设计的同时，还表现出了颇具“先锋”气息的对当代职场的深度思考和讽刺，尤其是能够“在讽刺和喜剧之间遇到冲突的时候，决定要保住讽刺的部分”。这才是影片在点映阶段就斩获各路影评人肯定，并在上映之后再次获得观众高分评价的深层原因。
讽刺喜剧如何讲好故事？
类型电影研究者托马斯・沙茨曾讥讽“好莱坞类型电影提出问题的能力，要远远优于它解决问题的能力”。就讽刺喜剧而言，影片如何让观众发笑是第一层难度，更难的在于如何让观众在发笑的时候还能获得某些收获。好莱坞类型喜剧导演习惯于在故事结尾用一场婚礼或是晚会的“仪式”结束故事，这种手段也同样被大部分类型片导演所借鉴。董润年导演的《年会不能停！》尽管在当代职场涉猎、叙事结构设计、各路风格喜剧人整合、大厂“行业黑话”提炼、怀旧音乐移植等层面表现得十分亮眼，但他以讽刺为出发点的故事结尾，却也没能有效解决影片提出的问题。
虽然作为一部在元旦档和春节档期间上映的类型喜剧，“合家欢”是它的基本要求，但预设讽刺为出发点的设计，也必须在结局时为讽刺找到一个可信的落脚点。尽管导演已经在这一段落平移了近年在网络“出圈”的“大厂年会吐槽rap”，还添加了三人组因为大厂“科层制”自身漏洞并没有完成“被开除流程”等颇具技巧含量的叙事设计，但当这部电影在结尾的“年会仪式”中以毫无新意的“小人物上访+董事长断案”这一近年观众深感审美疲劳的“天降青天”式叙事套路收尾时，也不出意外地收获了观众对其故事结尾“老套”“名为讽刺，实为颂扬”等的吐槽。
中国喜剧电影发展至当下，导演们似乎已经习惯了用喜剧消解现实、用喜剧消解恐惧，甚至用喜剧消解悲剧。虽然部分电影在喜剧笑料制造层面一直不乏亮点，但喜剧电影的深层叙事维度，尤其是故事发展与角色性格的基本逻辑，以及内涵主题的有效表达等问题，仍旧值得导演们继续深入探索。董润年导演的这次职场讽刺喜剧新尝试，虽不完美，但足以令人欣喜。
（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新闻与传媒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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