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致远舰官兵合影（左四站立者为邓世昌）
甲午海战失败的直接责任必须由战场指挥者来负
甲午海战的失败，国家层面的责任无疑由封建没落的清王朝政权来负，但是，战场上作战失败的直接责任必须要由战场指挥者来负。很久以来，历史上对这个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目前说法最多的就是被“妖魔化”了的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和李鸿章“避战保船”的错误指挥。但是，这样的观点忽略了一个作战背景，就是当时作战双方的装备技术水平和主战舰艇的实力相当，中国舰艇的战斗力并不比日本的差，应该说中日海军是处于一个数量级的，并没有“代差”。“君是坏君，臣是好臣”，这样的说法多少有点为战场指挥不力开脱责任的意思。无论怎么说，直接参战的各舰管带、总兵、提督都有推卸不掉的责任。如果说，他们没有责任，就如同银行的钱被抢劫，保安没有责任一样，因为保安可能会说，老板不让自己抓劫匪。无论保安怎样解释，银行的钱被抢保安都是第一责任人。因此，无论如何，中国海洋权益的丧失，海军指挥官都是第一责任人。
首先，从黄海海战的作战指挥角度看。海军提督丁汝昌开战初即负重伤，其后续指挥主要由与丁提督同在“定远舰”上的右翼总兵刘步蟾指挥。也就是说，作战准备时制订作战方案的是丁而作战实施阶段的指挥是刘，最高指挥者的更换是兵家之大忌。再从中日双方的接战队形来看，日本是纵队，清军是人字队。刘步蟾是留学英国并且在海上航行多年的海军专家，不可能不知道丁提督在接敌队形上就先失一分，他接手指挥后，应该及时在动态中对作战队形进行调整。如果说丁是陆军出身，对海军作战研究得还不是很透的话，那么刘总兵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似乎不应该。
即便清军不改变队形，仍用人字队，那么如何集中火力打歼灭战也应该是舰队指挥官所掌握的。英国最伟大的舰长，纳尔逊担任舰队司令时曾对他的舰长们说，当打仗开始后，肯定会出现混乱的情形，要求他们向旗舰靠拢，旗舰的炮口指向，通常就是打击的主要目标，集中所有的可能集中的火力击沉1个目标后，再转火攻击其它的目标。笔者想，如果清军知道这一原则，将所有的炮火对准旗舰炮口指向的目标射击，对敌实施编队集火齐射，肯定会有击沉敌舰的战果，而不会是击沉敌舰为零。
就日军的单纵队来说，对于占据“T”字的上面一横的日军来说，有两个有利因素：一个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舷侧火炮的威力，也就是同一时间可以有更多门火炮对敌射击；再一个就是可以利用清军主炮舰首有盲区的弱点（舰首副炮的遮挡使得左右舷的主炮不能同时对一个目标射击），日军从清军的左舷机动到其右舷，清军对同一个目标的射击，就会由左主炮射击转到主右炮射击，清军需要再次进行射击修正，影响了其命中率。因此，日军的单纵队与清军的人字队相比，单位时间内编队射击的弹数和命中率都要好一些，所以清军损失大是非常合理的。从单舰战术来讲，舰炮射击主要有两种射击方式，一个是同向射击，再一个就是异向射击。为什么？主要是因为，影响手动火炮射击精度的主要因素是距变率（每秒距离的变化率rate of distance variation）和位变率（每秒方位的变化率rate of bearing variation），这两个因素的作用主要是对运动目标射击时，打击目标的是“前置点”，而非“现在点”，即射击时要对目标进行预先修正，算出舰炮弹丸与目标相遇的炮口方位角和高低角的提前量，而不是指向炮响时目标与本舰的现在位置。本舰与敌同向射击，其射击时的距变率和位变率都比较小，另外风向风速对弹道的修正因与敌同向而测定得比较准确，且其可射击的持续时间比较长。而异向射击的位变率比较大，距变率比较小，射击修正也比较有利，也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方式，所以同向射击和异向射击是舰炮射击两种主要的射击方式。但是考虑到异向射击时，射击的持续时间短，而清军的火炮射速低，所以不宜采用。就火炮射击来说，我们设想，如果清军的单横队或者人字队，向右齐转，也变成与日军要一样的单纵队，射击时就会转换成同向射击，射击效果肯定会有很大的提高。再一个就是清军的人字队，如果日军的舰艇由左向右机动，当过了旗舰的舰首后，位于其左舷的舰艇就不能向右射击。所以综上所述，横队或人字队的编队舰炮射击是非常不利的。概括来说，就是舰首盲区、射击修正、编队同一时间可用于射击的火炮数量都是非常不利的。再加上定远舰中断指挥后，编队没有作战预案，不能集中火力打歼灭战，分散射击而不是编队集火射击，而导致日军没有一艘舰被击沉，因此导致总体上黄海海战的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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