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两个表面看来与性无关的事物横空出世了，它们给中国人性观念的巨变打开了大门……
它们就是1980年公布的新《婚姻法》和1980年开始提倡和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
在新《婚姻法》中，离婚的必要条件被修改为：第一，双方感情确已破裂；第二，经调解无效。这似乎无关大局的一改，其实真够得上石破天惊。从此，中国人逐步地确立了一系列新观念：爱情是婚姻的灵魂、爱情至高无上、没有爱情的婚姻才是不道德的……；从此，“五四”以来无数先进分子所苦苦追求的理想，终于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开花结果了。
于是，我们麻木惯了的心灵必然出现慌乱与盲动。80年代初期，哪一家传媒没有开设过“道德法庭”来诅咒“当代陈世美”?多少人为“秦香莲上访团”撒下了一掬同情之泪？
人们都天真地以为，那些钻《婚姻法》空子的家伙只是支流和一小撮。有谁想到过，十几年以后，处处高歌“不求天长地久，只要曾经拥有”?我们一直在批判西方的性关系解放，一直在打“飞进来的几只苍蝇”;可是时至如今，我们应该已经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真切切：一旦高扬起爱情的旗帜，不管什么样的民族，它的婚姻形态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巨变。
从1980年起，独生子女政策如同无尽的涌浪，如同水银泄地，不但成为国策，而且成为绝大多数城市夫妻的自觉行为。
它改变了我们的什么？不仅是核心家庭化，不仅是对于“小太阳”的争论，而是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合法地、铺天盖地般地宣称：人们之所以过性生活，不再仅仅是为了生儿育女，甚至不允许仅仅为了生儿育女。那么为了什么呢？官方从来没有回答过，但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明白：除了表达爱情和寻求身心快乐，怎么可能还有别的目标？于是，渐渐地，有没有快乐（而不是有没有子女）开始成为夫妻衡量自己的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在夫妻之间寻求那些更能够使双方快乐的性行为方式；性知识、性科学开始成为人们的急切的需求；几乎一切性方面的传统观念都被质疑了。
这个“革命”，在我们中国进行得出奇地迅猛和顺利，几乎没有人反对过。而在美国的60-70年代，大批虔诚的教徒上街游行，或者在计划生育门诊部外面布置纠察线，阻止人们去避孕和做人流。他们很清楚：避孕套和避孕药丸的普及，必然斩断上帝用来控制人类性行为的手臂。因为，有了合法的避孕和人流，就不再会有私生子，卫道士们就根本无法再发现那些非婚的性行为，还怎么能够“杀鸡给猴看”?
独生子女政策减少了女性的怀孕、生殖和哺育，更使她们减少了对可能怀孕的恐惧与担忧。这样一来，女性可以投入性生活的时间增加了，女性潜在的性欲望和性能力也被解放了。
难怪在西方反对计划生育的人里，那些“老处女”般的正统教徒格外多。
回头望去，我们相信，当年制定《婚姻法》和独生子女政策的人们，没有一个曾经想到它们居然会带来这样的结果。这就应了马克思的话：我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瘙；也应了恩格斯的话：斗得你死我活的双方，忽然全都让位于一个新的、从来也没人想到过的新事物。当然，还是中国老百姓看得透彻：歪打正着，骡子下了个小马驹。
1985年起，两本书激活了中国的性学。虽然崔健在高唱着：“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但是更多的人则是脑袋伸到脚前面去了……
阮芳赋的《性知识手册》和吴阶平的《性医学》是1985年前后的破禁区之作。当时还很少有人知道：中国人的房中术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30年代出了个张竞生，50年代有个王文彬；于是人们似乎突然意识到：性，可以写了，可以读了，终于在1988年促成了第一次“性学热”。（实际上，这股“热”一直坚持到1994年，当某个在北京被传媒炒得炙手可热的大型性知识展览，终于在全国卖不出票，承包人大亏其本的时候，“性的启蒙阶段”也就最终地结束了。）
性学在中国的热闹，并不是因为它的学术水平，而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相信铅字，相信任何正式出版物都代表着官方的微妙态度。所以，中国性学其实只是一个广告，只是使社会中已经出现了的变化，似乎变得名正言顺了。这就象“五四”的狂飙一样，唯有到30年代以后，才会有人静心坐下来啃学问。
但是，性学热的现实效果却不容质疑。从1985年到1989年，凡是思想敏感的人，心里都象揣着个原子弹，恨不能赶快摔向一个什么靶子。于是《性解放宣言》这样的文章居然也得以发表，尽管它根本就说不清要解放什么；又要解放到哪里去。我们到现在也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读过这个宣言，但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性观念转变，无疑是发生在这段时间里。这就象鲁迅预言的：当有人宣布要拆掉整个屋子的时候，墙上才会开辟出窗口来。
人之所想，莫过其言。80年代初期的“陈世美”和“第三者插足”，开始变成不那么贬义的“婚外恋”，接着又变成完全是褒义的“傍家儿（傍肩儿？）”和“情人”。过去带有粗俗色彩的“上床”和“睡觉”，变成了中性的“夫妻生活”和“性生活”，然后又变成了极富有情感的“做爱”和“亲热”。官方使用的“色情淫秽品”一词，在一些人那里被叫做“毛片儿”，是没有删节过的意思，已经没有贬义；另一些人则称为“带劲的”，全然是褒义词了。几乎可以说，1985年以来，当你听到一个人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谈论性现象的时候，你一下子就能够知道他（她）的基本性观念是什么，又属于社会上的哪个阶层。
当然，那时的中国人基本上还是想的多，做的少。好几位研究者的不同调查都表明：虽然宽容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行为的人在大城市里已经非常多，甚至超过了半数，但是自己真正这样做过的人却要少得多，甚至只有百分之几。
反对这些变化的，大有人在。他们在解决了政治上的麻烦以后，在1992年之前也成功地使这些性方面的变化进入了“不应期”。再加上人们也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来仔细想想：我到底想要什么？
本来，这会把80年代的一切都一风吹的。可是……
1992年大潮再起以后，人们终于开始学会以自己为单位，去参与中国的性文化。80年代的阵营瓦解了，但是个人与个人的不约而同却又汇聚出新的流向……
1992年以来，相当多的人是报着赶末班车的心态投入新一轮改革开放的。但是在性观念方面，80年代那种鲜明的对垒已经很难再看到了。呼吁观念更新的人和反对性自由化的人同样越来越少。这并不是由于有什么人来压制，而是因为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以个人为单位，在性方面所遇到的问题也越来越个体化，已经越来越难于用任何大一统的理论来加以解释了，更没有多少人乐意倾听任何一种振臂高呼。不是中国人庸俗了，而是急剧地分化了。不是人们的性观念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性观念已经深深地渗入了人们的个体选择和私人行为，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是根据自己的现实利益来行动，而不是根据任何一种理论或者大众性观念。
因此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90年代的中国人里，两个新的现象成为了“问题”：
一、“社会丑恶现象”
就性问题而言，80年代的中国人关注的是婚前、婚外的性行为与性关系。这，当然不可避免地把爱情问题也牵扯进来。但是1992年起，一种跟爱情，跟婚姻都没有多大关系的现象，开始成为人们谈论性问题时的热点。那就是嫖娼卖淫，以及作为其延伸内容的“傍大款”、“养小蜜”和纳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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