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考[ ]改革方案试图改变长期以来英语教学的高耗低效、学用不一致、教学不得法等积久形成的难题，是对英语教学的一次“放生”尝试。
在现有行政主导带有强烈计划特征的高考招生体制中，英语成为其中的一个模式化的分值显示工具，它的一个基本假定是：所有学生学习英语必须以同样的方式、以相同的时间为起点、经历相同的过程、取得相同的结果。而客观实际与这种假定相差甚远。不同的孩子由于语言天赋不同、所处语言环境不同、不同时段英语教学的师资条件不同，并不存在一致的英语学习起点、方式、过程和结果，这次的改变是为将英语教学从单一的模式中解放出来而创造评价方面的条件。
从学生方面来说，是给了学生更大的自主选择空间，学生可依据自己对英语的需求程度以及环境条件制订自己的英语学习计划。这样就能将大量从小学到中学捆绑在应试战车上的英语学习者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因为增强了学习的自主性、安排得当、提高效率而减轻了负担。
从教学要求上说，在现有考试模式中，英语被当做一种纯知识学习，而非当做一种语言习得，与生活严重脱离，考分高不等于英语素养好，学了多年依然是“哑巴英语”的现象屡见不鲜，即便作为知识考了之后不久也忘得差不多，改变这种状况从改变评价开始显然是得当的举措。
英语考试社会化的内涵就是将它从政府赋予行政强制性的考试变为不具有强制性的专业化考试，将它所附着的多一分便能超过一批人的过度选拔功能剥离，还原为对一个人英语水平的真实状况的第三方专业评价。让英语的社会地位由它的实际需求来决定，而非通过政府的强制政策来抬高，在高校录取中仅作为参考，而不必要分分必较，这样才能使英语学习更为理性，让社会对英语或其他外语的真实需求驱动它们的教学，改变当下一些学校，或者是某些家长[ ]，总是期望能够把孩子学习英语的起点往前提的过激做法。北京高考改革方案中要求小学三年级以前不开设英语，实际上就是由于出现了一些学校越过课程标准要求在小学三年级以前学英语的比拼现象，甚至很多幼儿园为了吸引招生，名字就叫双语幼儿园，这一次改革将在一定程度上为此类做法回归理性起到推动作用。
北京的改革方案能否使英语教学因为削去过多的附加功能而真正放活，还取决于其他多种因素。首先面临的是整个社会观念的改变。对大多数人来说，学多少英语、如何学英语主要取决于个人的真实需要、兴趣和语言环境条件，降低英语作为达到另一目标的工具功能，保障那些有语言天赋、必须掌握英语的人把英语学好的条件。
从外部环境看，因为在高考招生这一环节之外，还有研究生招生、用人单位招聘、职称评定和晋升、留学[ ]需求、英语培训机构的营销、家长的认识定位等各种因素决定着英语的疯狂能否回归理性，也就是说需要学术评价以及相关制度的改变。
简而言之，英语分值的变化仅是高考招生制度改革的一小步，在中国现有状况下遵循语言习得的内在规律将英语教活的路还长。
文/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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