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招生处处长蔡荣生被堵在海关门前，一场地震不可避免要在中国人民大学[ ]波及开来，对于那些要求给予高校更多的权力、更多的自由的声音来说，蔡荣生的落网是个坏消息，他提供了一个放权以后滥权的现实版本。
蔡荣生是持假护照从深圳闯关，欲赴加拿大的时候被截获的，昨天，《法制晚报》记者从中国人民大学获悉，蔡荣生因招生问题被调查。有消息称，其已交代的招生等问题涉案金额达数亿元，虽尚未被证实，但从其处心积虑做假护照企图出逃的举动看，贪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钱也不会是小数目。
一个招生处长，可能数亿的涉案金额，这得剥夺多少个学生的公平和利益才堆积得起来。人们不是惊讶于一个小官的胃口，而是惊诧于一个处长何以有那么大的权力，能让这么多人趋之若鹜，乖乖呈上自己的献金。他能倒卖的无非是几个招生指标，是招谁不招谁的区别，可是在就业环境严峻，优质教育资源稀缺的现实中，手握实权的招生处处长就有了巨大的变现能力。
就在一个月前的10月28日，他在接受央视记者采访时还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人民大学的农村考生圆梦计划，一个与高考[ ]制度相对独立的招生办法。如今，这种自主招生的办法越来越多，在不拘一格降人才这面旗帜下，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对未来的憧憬。
蔡的落网如同迎面打了一记闷棍。没有高考，拼得过富二代吗？蔡荣生的贪腐为诘问提供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注脚，如果高考改革的结果却是让有权势有背景的人有了上好大学的便利通道，改革也就失去了意义。蔡荣生贪腐是个案，但招生过程中，一些人的身上集中了过大的权力恐怕不仅只有蔡荣生一个人。让一些有特殊才能的人也能上大学，上好的大学，但究竟哪些人有特殊才能，哪些是属于社会渴求的人才，检验改革成效的最终标准要看谁说了算。以前是教育部门说了算，一考定终身，考几分上什么大学都有明确的界线。现在一部分交由市场说了算，有优秀高中的推荐，有学校的自主招考，高校比以往有了更多的自主权、裁量权。
该不该下放选拔的权力，这个没有争议，我们不可能再退回到唯分数论的那个年代。关键还在于权力下放给谁，从教育部门下放到高校，可是高校又没有建立起一套很好的承载体系，必然导致一部分人的权力过大。另一方面，那些运行多年，虽然也不万能，但好歹完整的监管体系失去了用武之地，这一增一减之间产生了权力的寻租空间。
这不是改革的副产品，恰恰是改革不彻底所产生的弊端。所谓的让高校去行政化，其目的也是建立起一整套公开透明的运行机制，杜绝权力插手资源分配的可能，而不是简单地去掉行政级别，摘掉几个官帽。过程透明、权力透明很重要，一个招生处长有什么权力，校长有什么权力得说清楚了。什么样的权力对运行结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公开透明了，那么自然也就没了寻租的空间。
蔡的落网如果对高校的尝试是个打击的话，那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从个案中去发现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从而推动高考改革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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